早在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前，我向我的朋友们致以假日问候：“这不是寻常时期。愿你在乱世中脱颖而出。”现在，我觉得有必要和世界其他人分享这一信息。但在这么做之前，我必须告诉你我是谁、我持有什么立场。

　　我是匈牙利裔犹太人，今年86岁。二战结束后，我成为美国公民。很早我就领教了哪种政治体制胜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1944年，希特勒德国占领匈牙利，这是一段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巨大影响的经历。若非家父深知局势的严重性，我大概早已灰飞烟灭了。他为自己的家庭和其他许多犹太人伪造了身份；在他的帮助下，大部分人活了下来。

　　1947年，我逃离了共产主义匈牙利，来到英国。作为一名伦敦经济学院学生，我受到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影响，并以可错性和反身性为基础发展出我自己的哲学。我区分两种政治体制：第一种体制是人民选择领袖，领袖应该保护选民的利益；第二种体制是统治者操纵臣民以满足统治者的利益。在波普尔的影响下，我将第一种社会称为开放社会，第二种称为封闭社会。

　　这一分类过于简单。纵观历史，各种不同的程度和变体随处可见，既有运转良好的模式，也有失败国家，还有各种处于不同状态的不同水平的政府。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区分这两种体制类型非常有用。我成为第一种体制的积极推动者和第二种体制的反对者。

　　我认为，当下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历史时刻。开放社会处于危机之中，各种形式的封闭社会——从法西斯独裁到流氓国家——纷纷崛起。这是如何发生的？我能找到的唯一解释是民选领袖没有满足选民的合理期望和愿望，而这一失败导致选民不再对流行的民主和资本主义抱有幻想。很简单，许多人觉得精英偷走了他们的民主。

　　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仅有的超级大国，同等地致力于民主和自由市场原则。此后的重大发展趋势是金融市场全球化，其先锋宣扬全球化增加了全球财富。毕竟，即使赢家补偿输家，他们仍然能够获得不少东西。

　　这一观点具有误导性，因为它忽视了一个事实：赢家很少甚至从不补偿输家。但潜在的赢家拿出足够多的钱来宣扬这一观点并使它被普遍接受。这是自由企业——或我所谓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信徒的胜利。由于金融资本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而极少有发展中国家能够自力更生获得足够资本，因此，全球化势如野火燎原。金融资本能够自由流动，规避税收和监管。

　　全球化产生了深远的经济和政治后果。它给穷国和富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趋同，这是利；但它也加剧了穷国和富国内部的不平等性，这是弊。在发达世界，利主要归集于仅占不到1%的人口的大金融资本所有者。缺少再分配政策是不满的主要来源，而不满被民主的反对者所利用。但也有其他因素，特别是在欧洲。

　　我曾经是欧盟的铁杆支持者，自立盟以来就是。我将它视为开放社会思想的具体化：一个由愿意为了共同利益牺牲部分主权的民主国家组成的联盟。一开始，它是一项大胆的实验，用波普尔的话说，这是“渐进式社会工程”。欧盟领导人制定了一个可实现的目标和一个确定的时间点，并动员实现目标所需要的政治意愿，他们十分清楚，每一步都是后续步骤的必要条件。就这样，欧洲钢煤共同体发展成欧盟。

　　然后，有些东西发生了严重问题。2008年大崩盘后，平等国家的自愿联盟演变为一种债权人-债务人关系，债务国难以履行义务，而债权国给债务国制定了必须遵守的条件。这一关系既非自愿，也不平等。

　　德国成为欧洲霸权，但它没有履行成功的霸权必须满足的义务，即超越狭隘的自身利益，着眼于依靠霸权的人民的利益。试将二战后的美国与2008年大崩盘后的德国相比：美国启动了马歇尔计划，并最终发展成欧盟；德国施加了有利于其狭隘自身利益的紧缩计划。

　　重新统一前，德国是推动欧洲一体化的主要力量：它永远愿意多拿出一些东西来说服抵制力量。还记得德国为了满足撒切尔夫人关于欧盟预算的要求而做出的牺牲吗？

　　但在1：1的基础上统一德国代价高昂。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闭时，德国认为自己没有富裕到能承担更多义务。当欧洲财政部长们宣布决不能允许其他具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再倒闭时，德国首相默克尔正确地领会了选民的意思，宣布各成员国应该照顾好各自的机构。这就是分裂过程的开端。